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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新中国成立刚刚4个月，百废待兴，社会秩序还没有完全恢复，但对华夏儿女们来说，这是数十年来的第一个太平年。经历了外敌入侵，战火摧残的中国人，无比重视这个春节。

　　人民政府早就开始着手控制物价，还决定全国放假3天，并且号召各级政府工作人员，不允许在元旦节和春节宴请宾客和收、送礼物，这些规定让老百姓更加感受到这个春节的不同以往。

　　这是中国老百姓最难忘的春节，它是热闹的、民主的、欢欣鼓舞的，同时，它也是新中国历史上最为沉重的春节。

　　建国后的第一个春节，毛主席是在莫斯科度过的，这是他在异国他乡度过的唯一一个春节。

　　此次出访苏联，一是参加斯大林七十寿辰的庆祝活动，二是商谈和签订两国之间的有关条约、协定等。

　　10年前，斯大林六十岁寿辰，我们还在摸索，人家瞧不起我们。在庆祝斯大林六十岁诞辰的文章之中，怀着沉重的心情写下了这样一句话：“《诗经》上说得‘嘤其鸣矣，求其友声’，我们正处在这种时候……”

　　而如今，中国已经夺取了政权，斯大林必须重新审视和苏联和中国的关系。

　　在大家热热闹闹准备过大年的时候，经过了10天的火车颠簸，心事重重。中苏两国在友好的基础上还存在着一些隔阂，斯大林一直担心中国会走亲美或者亲英的路线，即便明确表明了“一边倒”。

　　在斯大林的寿辰当天，和斯大林在一个包厢内看演出，宴会从晚上8点一直到凌晨1点多。赶回到驻地的对身旁的说：“我不知道苏联的宴会为什么要搞这么长？吃也没什么好吃的，看也没什么好看的，鼓了一晚上掌，手掌都鼓痛了。我们回去不学这个！”

　　很快，和斯大林进行了第二次会谈，斯大林曾对说过，1945年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，要等来解决这个问题。如今来了，斯大林却只字不提。希望周恩来一同来莫斯科商讨，斯大林找了各种借口拒绝了。

　　前来参加寿宴的各国领导人陆陆续续回国，一直滞留在莫斯科的豪华别墅之中。斯大林一直没有约会谈，仅仅是派人来看望。

　　对受命看望他的科瓦廖夫说道：“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，什么事也不办，我是来干什么的？难道我就是天天在这里吃饭、拉屎、睡觉吗？”这句话让斯大林十分震惊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斯大林开始意识到英美的对华政策是有差异的，英国势力下的印度已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如果苏联和中国签订新约，至少美国和英国不会联手对付苏联。

　　和斯大林在签订新约方面终于达成一致，但各个协定的签订仍需要经过复杂的谈判，在牵扯到双方利害关系之时，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。

　　1950年2月14日，周恩来和莫洛托夫终于在莫斯科正式签署了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》。

　　这一年的大年二十九、除夕和初一，中国各地的报纸头条都是这件国际大事，国内一片欢腾。

　　1950年除夕，上海《新民报》报道：“毛主席和斯大林元帅给我们带来了过年礼物，叫我们全国人民在大年夜欢欢喜喜高高兴兴过个年。”

　　正月初一，《天津日报》报道：市民从广播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纷纷打电线多部电话机一直响个不停。报纸出刊之后，立刻被争抢一空。正月初三，天津各界人士在耀华礼堂举行了庆祝中苏结盟大会。

　　2月17日，和周恩来登上了回国的列车，这次出国访问，足足有63天。

　　中苏签订《友好同盟互助条约》，被老百姓们视为“大礼”！可又有多少人知道，这欢庆的背后，是国家利益的博弈，是我们敬爱的领导人在异国他乡艰苦漫长的较量和谈判。

　　我虽身在自由中国的台湾，我的心同你们总是心心相印，可说一刻也没有离开你们……我和自由区同胞，在最近的将来，要用行动来拯救你们的！

　　蒋介石逃到台湾，以他的说法，是为了拯救中国而“忍辱负重”。那么他以怎样的手段来“拯救”他所谓的“兄弟姐妹”呢？

　　1950年2月6日，距离春节不过11天。蒋介石亲自下令，十七架B二十四轰炸机分四批轮番在上海的上空轰炸，投下了七十枚左右的重磅炸弹。

　　一瞬间，大片密集的民房淹没在了火光之中，炮弹声震耳欲聋，孩子们悲惨的哭声夹杂其中。当时上海最大的电厂美商杨树浦发电厂被完全炸毁，上海全市停电，

　　542名无辜的平民，再也看不见那年春节的焰火；800多名伤员在的病床上度过了这个艰难的春节。

　　从1949年6月开始，的飞机针对上海实行无差别轰炸，造成了数千名平民伤亡。1950年春节前的这场轰炸，是上海历次轰炸之中损失最严重的一次。

　　蒋介石的卑劣行径引起了上海人民的愤怒，他们咬牙切齿地喊出了“支援前线，，彻底消灭参与敌人”的口号。

　　失去了民心，失去了理智和人性的蒋介石，在春节时发出这样虚伪“告同胞书”，显得如此讽刺而自欺欺人。

　　投机商们和人民政府较量数次，春节前，他们坚信米价一定会上涨，就算借高利贷也要囤积大米，想用旧社会的法子哄抬物价。

　　上海市市长陈毅同志下令秘密从全国各地调来大量粮食，在春节前几天同时抛售，粮价不涨反跌，投机商赔得血本无归。

　　春节前夕，上海市召开了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，通过了“取缔童工”的决议。这一年的春节，原本乌烟瘴气的大世界门口经过了严肃整顿，再也见不到卖笑的姑娘、抢劫的流氓、以虐待儿童取乐观众的街头卖艺，取而代之的是有趣的哈哈镜和皮影戏。

　　上海人民不得不佩服人民政府的管理能力，上海飞涨十几年的物价终于稳定了下来。人民政府为人民办事，人民自然对人民政府无条件支持。

　　春节前，白杨、上官云珠、秦怡、舒秀文等等上海诸多电影明星热情宣传，号召大家购买人民胜利折实公债。第一天，公债一共售出了2万5千多份

　　除夕当天，全市拉响了防空警报，想要让市民了解防空警报的作用。而当记者在街头访问市民之时，他们显得很有信心，回答很干脆：“蒋介石回不来了！”

　　年初二，宝兴里的老百姓们敲锣打鼓，到黄埔分局去拜年。这对宝兴里的人民警察来说，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。

　　在旧社会，紧挨着“大世界游乐场”的宝兴里曾是黑社会滋生的温床，旧警察和保甲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甚至助纣为虐，与他们相互勾结，剥削平民。

　　住在这里的市民们怕警察、恨警察、看不起警察，有点文化和理想的青年，根本不愿意当警察。

　　如今，民警们已经被民众接纳，他们“为人民服务”的精神得到了民众的肯定。这一场热热闹闹的拜年，温暖了第一批上海民警。

　　一场又一场轰炸，丝毫不影响人民和政府的感情，也没有减少人民对新中国的支持。蒋介石最后的这些伎俩，只不过让本已身处安定的老百姓们更加认清他的真面目罢了。

　　朱谌之，原名朱枫，1945年加入，1949年，她接受了组织的秘密任务，潜伏台湾。

　　1949年12月，中国人民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李涛给送来了绝密的军事情报——《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》、《海防前线阵地兵力、火器配备图》、《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》……

　　看完这些，以赞赏的语气询问：“这些高等核心机密，你们是怎么搞来的？”

　　高兴地说：“这个朱谌之不错啊。她搞回了这么宝贵的情报，我建议，给她记上一功！”

　　1950年2月2日，已经圆满完成任务的朱谌之开始准备离开台湾前往香港，再由香港返回大陆。如果没有突然的变故，她还来得及在正月回趟老家，过一个舒舒坦坦的年。

　　然而，在这个时候她突然收到了吴石将军送来的情报，让她立刻转移，保密局的特务已经破获了我的“地下工委”，叛徒蔡孝乾已经全部招供了。

　　朱谌之给女儿、女婿留下了纸条，准备了简单的行装躲进了阿里山大酒店。从2月3日起，台湾到香港的空中、海上航线全面封锁，朱谌之根本无法离开台湾。

　　吴石将军为了保住朱谌之，冒着极大的风险给她发了一张《特别通行证》，让她随同“国防部”的飞机前往舟山群岛。

　　朱谌之来到舟山之后一直躲在同学赵又侠家中，大规模的搜捕很快在舟山展开，特务挨家挨户搜查，得知赵家来了个陌生的女人之后，马上将朱谌之逮捕了。

　　因为给朱谌之签发通行证的吴石将军，一层层追溯，吴石将军的卧底的身份也被发现了。而协助朱谌之离开的副官聂曦、陈宝仓也不幸被捕。

　　那天晚上，朱谌之将全身的金器都藏了起来，金链子、金镯子还有藏在衣服里的金锁片，她一点点吞进肚子里，平静地等待着死亡的到来。

　　监视她的特务发现了问题，马上联系了军用飞机，将朱谌之送到了台北抢救。

　　朱谌之被救活之后，一直被安排在特别监狱之中，每隔几天，都会送亲人朋友过来“感化”她，她始终没有动摇。

　　6月10日，朱谌之牺牲在台北的马场町刑场，身中7枪。她用尽最后力气喊道：“新中国万岁！人民万岁！”

　　50年代初，由于叛徒的出卖，岛内地下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，被当局公开审理处决的，有1100多位烈士。

　　他们为了新中国洒下了最后的热血，而他们绝大多数，没有在新中国的土地上过过一个安定的春节。

　　在他们留下的最后的照片上，他们泰然自若，带着微笑。他们的内心一定是幸福而火热的，他们见到了蒋介石的黔驴技穷，也清楚海峡另一端的祖国一定会成长为独立自强的大国。

　　2010年12月9日，朱谌之终于“回家”了。这个出生在浙江名门的姑娘，她的骨灰一直被放置在台北辛亥路第二殡仪馆，60多年无人去问。在女儿朱晓枫的请求之下，台湾文史工作者用了8年的时间才找到她。

　　除夕，北京城的老百姓们都在张罗着办年货。而在中央财经委办公室内，财经委主任陈云正在与部分部长同志开研究会议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之后，经济发展是首要问题，也是最复杂的问题。事关国计民生，担任中国财经工作“大掌柜”陈云肩膀上的责任何其重大，他哪有心思过年？

　　会议终于结束，临别的时候，陈云对诸位说：“明天就是大年初一了，我建议大家春节不要拜年了，我不给你们拜年，你们也不要给我拜年，互相之间也不要拜了。放假几天干什么呢？我建议大家呆在家里，泡上一杯清茶，坐在沙发上，闭上眼睛想一想，过去这一年干了几件什么事情，哪些做对了，哪些做得不对或不完全对，有些什么经验教训？很好总结一下。也想一想明年抓几件什么事，怎么干法？”

　　新中国建立了，并不代表一切都安定了，国民经济依旧是满目疮痍。几十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长期的黑暗统治，老百姓们根本不知全家温饱是何种滋味。从1949年4月开始，就出现了4次严重的物价上涨。

　　虎视眈眈，蒋介石不断骚扰，各地土匪猖獗，需要大规模的军费开支；自然灾害导致农村4000万灾民和城市400万失业人口按需要救济；“包下来”的军政人员需要妥善的安置；建国之后，经济恢复工作需要一定的资金……

　　而国家的财政收入极其有限，1949年，全国财政收入为303亿斤公粮，仅够当年支出的46%。

　　财政收支不平衡，物价接连12年飞涨，老百姓过不好，工农业生产搞不上去。陈云和同志们面对的是丢下来的烂摊子。要建立新的、健康的经济秩序，什么是重中之重，什么要第一个狠抓，陈云希望这短短3天的假期，所有的同志们都能静心想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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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这也是新中国绝大部分干部的春节。他们并没有休假，没有痛痛快快喝杯过年的美酒。老百姓们信他们，他们就要拿出十二分的干劲，只想要让老百姓过得更好一些。

　　1950年2月20日，大年初四。陈赓、两位将军率领中国人民进驻昆明。30万昆明民众聚集在街头，夹道欢迎。

　　1950年元旦节，当全国大部分地区在五星红旗的海洋之中欢庆之时，云南的百姓们还在翘首盼望，等待着全境解放的到来。

　　的残兵盘踞在这里，妄图凭借着澜沧江的天险垂死挣扎，准备着逃亡越南的后路。

　　他们不知道，我军第三十八军一一四师、一五一师和滇桂黔边纵队第一支队组成的左路军队，披星戴月赶赴中越边境，坚决阻断他们逃亡的路径；而第十三军为中路的军队，直奔蒙自、开远一线，断了他们空中逃跑的可能；滇桂黔边纵队和卢汉起义部队组成右路部队，南下阻击溃逃之敌。

　　1月22日，第八军五一O团在元江投降，军长曹天戈、参谋长杨也可被活捉。2月19日，五星红旗插上中缅边境的打洛镇，滇南战役胜利结束，云南解放！

　　昆明人民为了迎接人民进驻昆明，日夜抢修在战争之中被破坏的滇黔、滇中、滇西、滇东北等公路桥梁；农民们纷纷捐出粮食，一共6000多担，柴草31万斤，豆料100担，蔬菜500担，布鞋1000双；妇女们制作了衬裤、汗衫袜子等5万多件；商人们捐献食盐5000斤，毛巾5万条，还有手电筒、电池等等用品……

　　图｜1950年2月20日，中国人民二野四兵团进入昆明。图为胜利堂前举行的盛大阅兵式

　　大年初四下午，在礼炮声中，中国人民二野四兵团的指战员在人民的簇拥之下进入了昆明市区。群众们向他们献花、献酒、献旗。陈赓、两位将军登上近日楼，在这里举行了庄严盛大的中国人民入城仪式。

　　十几里的街道，挤挤挨挨都是欢庆的民众，人们高呼“欢迎进驻昆明”，“欢迎人民的队伍”，“中国万岁”等口号。

　　年初六，昆明各族10万多人民在拓东运动场举行盛大的欢迎会。会场之上彩旗飘飘，各民族风情各异的民族服饰交相辉映，他们舞着龙灯，扭着秧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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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这就是1950年春节的昆明城，这座城市作为新生人民政权的省会中心城市，见证了一段特殊的历史——这是新的一年，也是新时代的开端。

　　1950年春节，百废待兴的中国，人民没有脱贫，危险还在潜伏，但老百姓们对新中国的祝福，伴随着万千焰火，划破了旧一年的长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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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我们的数百名战士，躺在了云南的热土之上，他们本可以选择在家好好过年，但他们依旧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前线年过去了，对我们的孩子们来说，春节只是普通的节日。他们只能在电视剧之中看到战争的模样，他们不必担心明天吃不饱饭，在听到防空警报时不会吓得瑟瑟发抖，也难以想象“路有冻死骨”的景象。

　　在历史没有记载的角落，是他们的呕心沥血和拼搏不止；在很多我们看不见的地方，是他们默默为我们的幸福添砖加瓦，保护着我们的生命安全。是他们一生的负重前行，让我们的心中充满了力量和安全感，让新中国的每一个春节，留给老百姓们的，只有美好的回忆。